中国社会发展的千年野蛮史 --- 中国人历史的X光片。中国人历史的基因DNA

评语：中国人历史的X光片。中国人历史的基因DNA
作者不知.当时没记

暴力运动和权利循环
——中国社会发展的千年野蛮史（全文）
序言

暴力运动必然是武装力量间的角逐，一旦某方占有优势地位并必将异已铲除。拥有军事领导权的人享有政治统治权，权利越是集中或集团化越容易形成专制和独裁的局面；封建社会专制和独裁的治国策略完全依靠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自上而下将权利逐级分配到各级政府，各级地方官员从社会稳定期开始就在经营权利，可以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权利寻租等各种形式；而且这种权利经营期在各王朝会必然出现，社会蛀虫这时会不断侵蚀王朝的躯体，国家管理开始走下坡路，国家权利逐渐被擅权者们的私权所代替，政不通仁不达，虽然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空前稳定，这一时期正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一方面在于社会发展的惯性而经济显得更加繁荣，另一方面这种权利私有化下的经济，国家资产或税收的流失导致官僚、奸商们的炒作、消费、敛财从而拉动经济的强劲发展，社会经济出现虚假“繁荣”——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急剧上升，这时期也是腐败官僚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普通百姓的时期，社会恶势力已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在他们之间分配和分享国家权利——甚至是王权，由于腐败力量远甚于政府行政力量和人民的斗争力量，这时社会反而出现出奇的稳定，这些反动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人民的权利此时已被压榨到极小点，甚至连生存都可能得不到保障，这时期是在考验人民忍耐力的时期；还有在内忧外患如外族入侵、宫庭内斗、重臣擅权、诸候纷争等因素直接作用下，正加速王朝的没落；再加上地方官员为了维护官商利益、权利寻租却对老百姓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当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都无法维持和保障，死亡迫近的时候，官逼民反，社会开始动荡，社会暴力运动——农民起义开始暴发，压迫越强反抗越强，革命也会越彻底，社会破坏力就会越大；在这些乱世动荡中会有很多“仁义”之士一呼百应，领导农民起义队伍攻城掠地、扩张势力，成为大家公认的农民领袖，一般这些人都能成为改朝换代的英雄；但失败的农民起义更多，原因在于农民的革命对农民本人而言只是为了求得生存，只要有人能给他们稳定的生活和田地，他们就会满足，这时有一部分农民起义首领被招安，另一部分人却裹足不前、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还有一部分因内部互相残杀而瓦解，再有一部分被政府军打败，可见农民狭隘的目光只是盯在了田地和生活中，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中国封建社会最明显特点是统治者对前朝失败的经验具有很强的自我反省意识，会通过各种方式或手段避免重蹈覆辙，建国之处开国者都非常务实如改进吏治、平均地权、免税减租等，大力恢复农业经济，稳定民心，减少宫廷开销，加速进入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世袭制下皇权传递逐渐从繁荣走向衰落直到灭亡的朝代轮回；从历史观察发现越是仁政的王朝越是存在的久远，越是暴虐的政权越是加速其灭亡；在暴力运动推动下，这个车轮一滚就是几千年。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没能摆脱朝代更迭的轮回，而是在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首先在于每个王朝的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制度会变本加厉地更加集权化、专制化、愚民化，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等事件，还有更加残酷的精神桎梏，如八股取士等。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上百家争鸣的大好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但被秦王朝的统一而残暴地彻底撕毁，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朝代让人们开放思想并能解脱精神桎梏，也再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社会文化繁荣局面；而自汉代起历朝历代的所有文人仅为了生活而去追求功名从而思想陷入儒学的深渊，这也正是科举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一，便于国家实行文治，甚至愚民政策，也可利用儒学规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同时儒家思想是不容动摇和怀疑的。从汉代起国家就开始的编书修史，以及明清的烧禁书、兴文字狱，这些都是对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手段，用来消磨人民的反抗意志和思想，同时可以同化社会各种力量，安抚民心；其二，通过科举充实官僚体系，为国家笼络社会管理人才，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同时官僚经济的发展与利益的相关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争夺亮点，所谓“十年寒窗苦，只为功名利禄”。因而历朝历代文人学子们都不会在思想上有所突破，更不会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一片让哲学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时间，因而中国没有能超越封建儒学思想的任何成就出现，包括在哲学、思想、文化、文学、科学、技术等领域，在封建专制主义哲学思想下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建立封建王朝，陷入朝代更迭循环的泥潭中。
还有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教化人民的工具，是在国家王权管理之下的，因而从封建社会开始至灭亡都没有一天让宗教超越过国家的权利之上；中国的宗教都是封建社会的附属品，是国家利用来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是愚民政策的工具，如在魏晋南北朝时佛、道、玄势力喧腾，有些朝代封建迷信也很流行，有些朝代则是佛教流行，也有些则是儒术盛行不一而同，统治阶级借用儒学和宗教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将其作为上升为国家统治工具的一块跳板，使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单一化，很难有异化的思想出现并被人们接受，也很难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异化的思想理论就不会让人们跳出思维的定势，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圈在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权利斗争中。
还有在思想上的愚民政策，导致中国始终在生产工具方面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生产力始终比较低下，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体，而是一直处于小农经济发展道路上；更加上朝代更替对生产力的破坏及对土地规模的破坏，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土地的新一轮分配，也是社会财富完全消亡后的重新积累，中国繁荣的经济也不具有延续性，没有条件形成更高生产力水平，更不会因此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几千年是政治决定经济发展，而非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再有国家权利的集中和对人民权利的剥夺，也导致非组织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如以宗族、结盟等方式来对抗地方权利，来保卫自己的人权和财产权，中国人只相信自己同宗同族的人，便有了“一人得升，仙及鸡犬”，因而朝代的更迭完全是建立在宗法的基础之上，每一朝代都是皇族群体对人们的统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化的思想和意识从未在中国出现过？
首先应该说西方的国家管理制度中宗教的作用很大，宗教强调人人生来平等，都是“神的子民”这一观念根植于所有人的思想中；而中国早期只是祭祀活动，到了后来有了宗教后如道教、佛教等，但由于其宗教特点并未能深入普通民众并广泛传播开来，在中国宗教仅是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而已，因而在中国人思想意识中只有专制和独裁模式——封建王权，然后就是对各种权利和利益进行争夺，从而引起暴力和冲突；儒教只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被利用，在于其思想理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被很好的利用起来统治人民，完全桎梏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当然就不可能有其他哲学流派的出现或传播，既然没有了哲学基础的产生和进步，也就没有了科学理论的进步基础，因而即使再过几千年中国只要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仍然会是封建社会延续，也照样不会有民主的出现和科学的产生。
西方之所以能够出现各种思想流派、艺术流派、科学技术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利在一定历史时期被教会所掌握——宗教会超越王权，西方始终以宗教作为调节矛盾和社会关系的准绳，从而像西方宗教形成了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强的教义和行为规范，以及对违背人际关系的处罚；教会不是统治人民的工具，而是维护自己的教派和教义，维护社会公德的工具，也没有排除异教而独尊本教的完全独裁作法，总体上宗教还是比较开放的，教会不是物质欲望的追求者，也不是权利和利益的即得者，而是在教化人民和王朝统治者共同信仰，共同遵守社会公德，过清新静雅的生活而非奢侈浪费的特权生活，任何矛盾和纠纷都可由教会解决，而且教会本身也在办学，开设科学技术科目；在政治方面宗教在历史上很多时候都超越皇权，这样人民仅接受宗教的思想管理模式，才能在社会中让哲学异化思想兴起，自然便拥有了科学、艺术的长远发展；同时由于宗教的思想统一性，对不同国家间的关系起到一定调节作用；这就在封建社会下为人民开了一个解放思想的先河，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让君主进行独裁和专制，这就有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土壤和时间，也正是这些弱统治历史时期，哲学、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有机会迅速发展了起来，这也正形成今天的社会结果。
中国由于没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支持，在意识和思想上根本没有变革的可能。

为什么中国人人心涣散、内部相互倾轧、互相斗争不团结，而且更多的人会投敌叛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家也很容易被外族所征服呢？
原因在于从秦国统一各民族以来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使得中国完全失去了民族特性，我们以华夏民族、中华民族自居，事实证明我们真正的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完全消亡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导致中国人的内聚力几乎丧失殆尽，因而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相互倾轧、内哄内斗、争权夺利、互不团结，而且在权利和利益斗争中都倾向于求助于外援，如明末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等，殊不知由此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而且在历史上人数众多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一类人就是——汉奸，从秦朝起就有先例，直到近代抗日战争中到了惊人的地步，到处是伪军、汉奸、特务，这类人成为中国人民最可怕的内部敌人，也是最恶毒的一类人，他们仅为换取一点生活上的享受，由于没有民族归属感和内聚力，汉奸们也不会产生负罪感和同情心，因而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破坏力量。从中华民族屡次被蒙古、满清征服来看，中华民族被外族的铁蹄所践踏，两个野蛮的民族征服了中原的民族，还用野蛮的毫无人道的方式强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如元朝时蒙古人属上等民族，他们居住在汉族人家庭中并受供养，而且享用汉族人通婚时的初夜权，满清却是强迫汉族人留着象征民族灭亡的“长辫”；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偷生，更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苦难和屈辱，正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民族劣根性，所有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民族和国家这一概念，当然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和敌对，有时到了宁愿外族将统治者灭亡也不愿去抗争，由此人民对统治者并没有任何归属感和臣服，与统治者势不两力；另一面统治者也从未对臣民当作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待，而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这种巨大的鸿沟和隔阂却往往会被外族所利用。
有如孙中山已认识到的并抱怨说，自已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中华民族“只是一盘散沙”。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规律性的朝代更替正是由于暴力运动——农民起义的反复出现，在大规模暴力运动中完成朝代更迭，还有来自外族入侵引发的暴力战争，军事胜利者利用掌握的军事权利而组建新的王朝，在这种军事力量威慑下形成的极权统治必然导致国家集中的权利只能依自上而下逐级分配来实现社会管理和统治，分配出去的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会引起权利腐败，权利腐败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由此引发社会动乱直至暴力运动，加速整个王朝的灭亡；朝代更替中不断循环运转的是权利，权利争斗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运转的心脏，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的“权利循环定律”。
在极权统治下宗教力量和儒学仅是被利用来统治人民和美化统治的工具，并不能有效地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有效将权利民主化；还有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愚民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存在，并不会有异化的哲学思想出现，便不会有民主思想和科学理论的出现，也没有可能将中国拉出封建社会的泥潭，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惯性定律”。

第一章 中国封建社会权利循环定律

每一朝代必然经历史以下九个权利斗争时期，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中间阶段的反复和重叠，或者夹杂其它权利争夺过程，但总体上还是可用权利运动将整个朝代历史串联起来。
第一时期 社会动荡期(农民起义准备)。时会在外族入侵等外部条件下出现，也有时是由于国家大兴土木、苛捐杂税等引起整个社会动乱不安，再加上有时会有天灾、人祸的出现，人民被剥夺了土地或生存根基时必然会出现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引发社会暴乱；早期暴乱一般是流寇纷起、占山为王、烧杀掳掠、绿林结帮。
第二时期 农民起义爆发期。这一时期一般会有几支比较强的起义力量，各自起来对抗政府军，到处功城掠地，屠杀官员、地主、奸商，为民请命，并且以正义之师自居，笼络百姓，吸收无法生存生活的百姓入伍，在占领土地时会及时分派土地，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生活，这样深得民心，队伍也会形成一定规模；有些仁义开明的起义领袖会笼络各方面人才，一般依靠山林等作为根据地，来对抗政府军。起义力量较多，一方面与政府军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军间也存在互相争斗；若政府军已溃散的，各路起义军会占领城市并抢夺各种资源，这个时期各起义队伍实力大体相当；人们只是一心想推翻旧制度，只是为了生存的一种拼搏，并没有强的政治目的，这时的起义队伍混乱，有些领袖有了既得利益便开始称王称帝及时享乐，他们大多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必然是别人的阶下囚。
第三时期 暴力运动膨胀期。这一时期有的领袖（也可能是农民起义首领，也可能是前朝的官员或封候等）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旨在夺取天下，便会找各种政治理由，扩张军备，并且全国范围内笼络各方面人才，包括其他起义队伍的人才；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打击其他起义队伍；他们对自己的将领会非常信任并且能给予厚禄，这时的队伍比较稳定，他们自称是正义之师，招募士兵壮大队伍，逐渐吞并其他起义（或政府军）队伍，经过几年征战后，将其它力量瓦解，最后一统天下。另外这一时期也会由于外族的强大军事力量对王朝的侵略而引致大规模战争或农民起义，形成各种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利的局面。
第四时期 权利集中期。这一时期是天下初步定型，军事上取得绝对胜利的队伍内部各种势力开始活跃，如家庭内部、亲戚、将领等对权利开始争夺，这时许多将领都掌握有军队；各种力量为了最后争夺天下皇权，有弑父、杀兄弟的；也有将打天下的将领以各种理由诱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也有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让他人夺取，采取了直接处死对自己将会形成威胁的人；较开明的君主会通过危胁或利诱等方式将可能的危险力量化解，如宋太祖上演“杯酒释兵权”。
总之，将领的功若能盖主，或影响到帝位则都会被杀；开国君主从建国起使任用亲戚；并对军队采取严格控制，重用亲信来控制军事权利。
第五时期 权利经营期。这一时期国家机器开始运转起来，有了成型的法令、有了政治体制、有宗法体制，人民的生活、生产开始恢复，战争后的人民最需要的是和平和安宁，因而也是最容易统治的时期，开国君主会深刻反省总结前朝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适当的制度，这一时期是国家制度的成型期，吸收和借鉴前朝的优点，并摒弃缺点，形成一套管理制度，这时的制度建立尤如白纸上写字，很容易成文，因为社会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规模则改革的社会阻力会较小，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整个朝代的兴衰周期，以宋太祖赵匡胤在历史上首创文官制度，军事首领大多由文官和亲属所担任，也直接导致军事实力的弱化，所以才在蒙古军队入侵时找不到能迎战的将领，这是后话。
这一时期对百姓会比较宽容和放纵，不课税或少课税，收笼民心，保持国家安定；再者这时的国家机构规模也比较小，管理和消耗费用较低；再者宫廷也刚开始兴起，生活消费也厉行节约；国家也开始了科举制度或举荐制度，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也是为笼络学识人才。
第六时期 权利稳定期。这是每个朝代最富裕安定的时期，人民已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有了稳定的生活条件也开始有了消费享乐，社会服务业如歌、舞、戏、书、妓等兴起。国家管理方面政令通达，官员廉洁，正义之风盛行，律令可依。社会文化上文人们开始复苏，有了新气象和生机，创作歌颂太平的好文章，其中大多数文人为了求取功名而苦读四书五经。国家也各方面招贤纳士，如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道。对家庭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强控制还特别表现在充分利用宗法制度上，家庭家族对人的行为是无形的但又是最直接的约束，中国历代会利用家庭和舆论来控制人们言行的传统。这时的经济实体以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但由于规模过小，过于分散，就会要求有商业的支持，在社会生活越是富裕、安定的时期越是商业发展膨胀迅速的时期。
第七时期 权利纷争期。很多人如地主、商人等聚敛了很多钱财，他们在经济上的富裕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要求，他们首先会在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上让国家权利给予承认和保障，进一步也可保障对下层人民的继续盘剥；这时期的官员处于中等的生活水平，由于低薪俸，他们的收入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骄奢淫逸、攀比浪费的生活需要，开始权利寻租，用手中的权利通过侵占、挪用、受贿等方式聚敛国家财物，或者与商人、地主勾结共同经营获取利益，也可直接用权利寻租换取利益如在司法官司上的不公正审判便可换取利益，也有通过多增税种、苛捐杂税、摊派等方式盘剥人民。官员们为了谋取升官发财便会对上级官员进行行贿，虽然国家法纪会对这种情况进行打击，但这种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攀权附贵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并有更高的官员从中做保，所以很难被查处到，社会权利和利益的交换异常活跃，自然会引发社会的权利争夺也日益激烈，一直蔓延到宫廷内部，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由此会兴起，像妃嫔们争取宠幸或争生皇子都是一种争夺权利的手段，宫廷内部的斗争正是宫廷外部斗争的延伸；所有参预争夺权利的人都会机关算尽、不择手段，这时在朝庭中会出现几派权利经营集团，他们大多是皇帝比较亲信的大臣、宦官或宠妃等，这些人一旦得宠便会欺上瞒下，打击报复异已，排挤正义人士，妖言惑众，引发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从地方到中央无不如此；这时社会的官爵都会被这些人垄断经营，完全失去了公平，这些即得利益集团成员财富开始集中，势力壮大，生活奢华，到处笼络关系；正是由于社会增长的财富都集中在这类人手里，强劲的消费需求、社交需求、社会风气使一些社交、娱乐场所如妓院、酒楼等服务业开始兴旺起来；人民仅是平淡生活而已，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随时会遭到侵害或剥夺；而那些社会蛀虫们还会虎假虎威、招摇过市、欺行霸市、侍强凌弱、欺辱百姓，广大百姓开始怨声载道，国家机器也会被这伙人利用来施加威压稳定社会秩序，国家机器也往往是被他们利用来打击报复圈外人的工具；社会权利和利益都在不断集中，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抢夺权利，争夺利益，因为权势可以赤裸裸转化为金钱和利益，社会权利斗争逐渐白日化，这些都是阶级内部的权利纷争并非阶级间的斗争。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繁荣是由于有钱有势群体的强劲奢华消费需要所带动起来的，其中不乏不正当交易的财物流动和消费的冲击作用，这时期是整个国家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一部分人手中，贫富差距加大，这一阶段也是官僚、官商、地主、商人们的财富自然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中国的国家管理依靠从上至下的权利等级管理制度，这就形成行政人员队伍的庞大，再加上权利逐级分配，却将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弱化到了最小，也由于人民力量的分散和弱小，所以正形成了权利腐败的有利条件，司法是官僚腐败的头一个坏点，也是社会不公正最大源泉；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审判集于县官一身，这就是这些人在社会权利寻租腐败的资本，官场理所当然成为整个社会最黑暗的地方，在这里黑白可以颠倒，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官员们完全可以滥用私刑、刑讯逼供、逼迫他人自证其罪等等；几千年来小小的县官们叫作“父母官”，好的县官称为“青天大老爷”，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死和财产。坏官们却可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判断来处理各种案件，不仅可以罗列罪状冤假错判，有的干脆采取嫁祸于人，在这点上封建社会是最黑暗的，也是始终没有被解决的遗留问题，也是人民最强烈的反叛行为的导火线。
对于普通百姓来讲由于小农经济的抗社会风险能力低下，一般的天灾人祸都会让他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国家救济本是一个难题，加上官僚腐败和张狂，政令不通不畅，国家腐烂，更加深人民对国家的憎恨和仇视。
第八时期 权利擅越期。在这一时期，那些权臣、军事将领、宦官、宠妃、嫡亲、外戚、分封诸候等利用君王贪图享乐、年幼等便利条件，掌管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擅越皇权并独断政务，这时的天下到处是他们的党羽和爪牙，全国范围内排挤、迫害、铲除异已势力的事件此起彼伏，对人民更是残酷地镇压和迫害，而且这些人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完全垄断了国家权利，导致司法行政体系处于瘫痪，政令不通，擅越权利无节制，凌驾于皇权之上，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天下一片混乱。
第九时期 权利消亡期。各种势力开始谋朝篡位，内乱纷争，宫廷内乱，社会开始动荡，并且很多分封王或驻外官吏开始起来内哄，各诸侯开始战乱，权利因受擅越而不能有效集中行使，从而导致各种非政府力量的无限扩张；在权利斗争中虽然也有为了清君侧旁的奸贪小人的正义战争，更多的权利斗争或战争却是非正义的，有些人是在乘机混水摸鱼抢夺利益的，社会开始战乱；人民由于生存得不到保障也起来抗争，或直接起义；也有很多情况下农民是受社会压迫、苛政、暴政、迫害等起来反抗。这时的国家权利被各种力量所擅越、削弱或丧失。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完全是权利争斗的历史，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期在历史长河中很短，便进入了社会稳定期，人民的生活安定占不到几千年文明的1/4，人们大多生活在动乱、战争、迫害、灾难、压迫、压榨状态中。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总结起来，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世袭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我们以明清两代为例说明中国社会王朝更迭的“权利循环定律”：元末农民起义蜂拥而起，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社会动荡期），随着起义队伍势力的壮大领袖们有了明确的动机——推翻旧王朝，起义队伍有了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不再是草寇或绿林（农民起义爆发期）；以朱元璋为首的队伍，在刘基和徐达等众人的拥戴下形成强有力的角逐力量，并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完成改朝换代（暴力运动膨胀期）；经过多年战争争夺后，天下势力逐渐由有影响的起义队伍所掌握，而朱元璋为了防止权利被擅越便进行消蕃等制度改革并建立特务机构（权利集中期）；开始了明朝的统治，朱元璋大力恢复土地、国家运行机制、国家法治使整个国家开始运转起来（权利经营期）；在万历年间国家经济完全复苏、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权利稳定期）；明朝末期开始了阉党乱政，宫庭、宦官、东林党人等间进行激烈的权利斗夺（权利纷争期）；在朱棣年间由于宦官魏忠贤擅越了国家权利，号称九千岁，建立西厂、东厂等特务机构来监视和镇压人民，形成社会高压政权并可独断国家权利（权利擅越期），国家的权利旁落，便意味着国家的权利腐败进入了高涨期，社会腐败成风，用钱买官或用关系拉官，再利用既得权利掘地三尺搜剐民脂民膏，百姓生活日益贫困，社会混乱，加上天灾人祸，农民在生活无出路毅然选择了暴力运动——农民起义爆发，较有影响的队伍由李自成带领到处攻城掠地，直接导致明王的灭亡（权利消亡期），但由于起义队伍初兴政权，制度不完备，尤其对已降的明朝贵族和军事首领的不合理政策，引起武装反叛，其中查抄吴三桂家族并掠走其爱妾陈圆圆，引致吴三桂完全背叛，打开山海关让满清鞑子长驱直入，加上李自成队伍内部的分化和短视行为，使得满清并未受到激烈的反抗而直接促使起义队伍的彻底瓦解，建立起清王朝，而完成朝代更迭。
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我们不难看出汉奸在历史上的巨大破坏作用，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可以出卖民族、国家利益，说明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民族内聚力让人民保持其民族性，从另外一点也说明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民族，而是一个广义意义上的民族集合体，加之儒学和宗法对民族性的破坏力，使人民丧失了对民族的责任和归属感，另一例如北宋王朝的张邦昌叛国，致使徽、钦二宗被金国掳去，造成北宋王朝的灭亡；再我们不难看出在外族侵略时候，任何势力包括起义队伍和政府都不能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合起力量驱逐外族，让国家民族免受外族的践踏，恰恰相反，都会在这个时期选择“窝里斗”或与外族联手“内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蚌鬻相争，渔翁得利”，在两败俱伤之后却让外族得势。
清王朝是直接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完成后三时期而直接进入权利集中期，满清经过连年征战而建国，开始再次恢复国家机制，满清一面残酷镇压汉族人的民族反抗运动，同时也任用汉人进行统治，分田地给农民并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很快进入了新一轮繁荣稳定（权利经营期）；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国家出现太平盛世（权利稳定期），社会安定，人民安定，延及嘉庆，但到了道光年间由于英国、法国的入侵而对清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形成沉重的打击，皇族的骄奢淫逸生活和财政困难，社会权利腐败，加重了人民赋税负担，引起下层百姓的强烈不满，在洪秀全等人领导下以“拜上帝会”为幌子，组织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清王朝的统治形成直接的冲击，虽然起义队伍在清政府的内外勾结镇压下失败，却撼动了整个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加速清王朝走向衰落；在咸丰死后，由于载淳等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间的权利斗争白热化（权利纷争期），国家加速走向衰落，最后慈禧太后在权利斗争中获势当政进行垂帘听政（权利擅越期），国家大权旁落而且进入更残酷的权利斗争中，社会正统力量的斗争也日益兴盛，包括光绪年间的维新变法。
我们从满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看出满清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权统治，而且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土地割让竞抛出所谓“宁与外邦，不与家奴”，清王朝从未对国家和民族负担起任何责任，当然退一步讲也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满清和蒙古在当时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政府统治中国只是完全的外族入侵，清朝和元朝完全是中华民族完全灭亡的历史史实。
直到慈禧太后去世后，袁世凯完全擅夺了国家军事和政治权利而形成一个满清的傀儡政权，社会进入了更彻底的权利擅越期，直到孙中山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彻底终结（权利消亡期）。
从袁世凯与日本签定的《二十一条》可以看出汉奸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比比皆是，汉奸们从来没有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自己的统治完全可以出卖良心和民族，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完全丧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这些暴力作用下的朝代更替，也由于权利斗争的残酷性而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从中国的武侠小说和影视文化的流行特点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有忍耐力但也是推崇暴力的民族，在人们头脑中更多地灌输了仇恨、奸诈、争权夺利、贪图享受、暴力等等，而且这些暴力斗争文化还一度非常流行，可见人们对暴力的崇尚和推崇到了一个境地；而且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周边民族包括朝鲜、越南、柬埔寨、缅甸、日本等国家和民族都是对暴力非常地推崇，都是野性和兽性十足的民族；从日本入侵中国的大屠杀、朝鲜战争、越战、红色高棉大屠杀、缅甸的军人政权等都无不若此。

第二章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专制道路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社会稳定性与儒教分不开。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
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是统治阶级对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的利用和发展。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皇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需要，是用来麻痹人民的牢笼。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对来世的漠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儒学中的衍生出来的“三从四德”完全确立了中国妇女的低下地位，成为男人发泄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皇族或有钱人们的玩物而已，“男尊女卑”一直延续到今天，而西方社会在中世界就确立了妇女的平等和优越地位，所以西方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得以完全延续，而中国在隋朝虽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可由于皇族特权的存在这一制度仅是对贫穷人有效，“一夫多妻制”对妇女糟踏了几千年，直到今天虽然妇女在政治、生活、社会地位得到确立，但由于经济生活原因和中国腐朽的性消费延续，更多的妇女在经济大潮中沦落到社会低层，如各种社会服务业、二奶、性服务者等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世界性乱最严重的国家，今天的性泛滥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延续而已，过去对性服务享用最多的是皇族、贵族和商人，不仅可以多妻妾而且还到社会性服务场所消费，当今不同的是更平民化和通俗化，能享受到性服务的是能花得起钱的人，完全金钱化并量化。
二、中国历史发展中王朝更替的原因。
其一，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
家庭或家族由于有强的血缘关系并且从平常生活中易了解，以及来自家庭或家族的约束力量，只有家族成员间才有诚信关系，这也是社会权利腐败的中介，任何权利腐败都是找最大利益、最小风险的利益，而且只有家庭或家族的关系才能让其认为最具有安全感和成就感，因而官僚腐败时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但都是以裙带为核心的网络。
整个社会的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其二，每个王朝都是“始于民，终于民”，在建立王朝时都始终保持对人民的笼络，亲民近民，礼达仁义，人民对王朝具有一定的亲合力，在王朝的发展直至兴盛，皇族的奢侈消费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将人民的利益压榨到最小，激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到了王朝后期时，更是由于各种势力间的权利斗争和利益争夺的白热化，引致政府职能弱化和腐败盛行，将人民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皇族有如离开土壤的树木却不自知，对人民的不满和对抗不再有理性的措施，而是采取了暴力镇压或特务机构监视等方法，这时的统治阶级没有任何耐心，因为他们的思想中已根植着整个国家就是自己家族的私有财产（包括人民）。这种思想，人民的反抗或不满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要争夺他们手中的财富，更有皇族认为人民接受他们的恩惠应该知足和感恩，因为他们施舍了土地、食物等给了每个人；这种“独断专属”在中国存在至今，统治阶级总是高高在上，他们认为人民的所有（包括人权、土地、生命、食物等）都是他们的恩赐和施舍，所谓的“主权高于人权”便是这个论断的一个具体观点；可怕的思想将人民压到了最低层，成为统治阶级的生产工具和财富创造者，而人民本身在统治阶级思想里是和耕地的马、牛、家畜一个层次，而贯彻到国家管理中就是类似放牧马、牛一样的方法，刑罚鞭鞑便是家常便饭，而且几千年来都没有形成一部成形的法典来将公平、公正的司法完全贯彻，当然这些东西在专制集权下没有多少存在价值，每朝代的法典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框架轮廓而已，真正司法、行政都是依靠权利运作来进行的，所以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事实就是“权利永远大于法律”；每一朝代到了末期就是国家机制完全权利化动作，对人民施以高压并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将人民推到对立面，人民对王朝完全失去归属感和臣服心，并更渴望用暴力方式解除心里的仇恨和怨恨。
其三，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每朝每代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收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加速溃灭。
其四，权利斗争的诱惑来自于超常的享受，中国自夏王朝的启开始就完全丧失了民主的基础，禅让制已被世袭制所取代，而且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经历几代后慢慢固定下来，也被人民慢慢得以接受，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存在忠于皇帝的问题，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土地和生活，因为从统治者来讲也从未想与人民缓和矛盾，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皇族的思想里人民不过是他们养活的一群羊而已，他们是主人也是牧羊人，人民接受他们的恩赐并应该感恩图报，他们享受特权的生活理所当然，这也是人民对统治阶级没有任何归属感存在，都盼望其灭亡；再有从夏末代皇帝兴起的宫廷淫乐、奢侈享受尤其基于物质化的享受，所谓物欲横流，开中国之先河，每朝末代皇帝无不是因此而亡国，而擅权者也无不是为了皇帝般的享受而为之，他们的特权享受和消费，与普通老百姓的贫穷显得更加明显；由于经济发展和权利经营，一部分人集中了社会大量财富，过上类比皇帝的奢侈生活，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富人们的消费和冲击使贫穷人完全心理失衡和加深贫穷，直到穷人们的生存和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时候，社会矛盾也被激化到了最大，农民们便起来反抗，很快席卷全国而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
对于西方社会，皇族并没有中国腐朽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规模，也没有需要“禁身”的太监团队，也没有皇族、贵族或商人们腐朽的奢侈消费欲望，也没有不平等的“一夫多妻妾制”，也没有对妇女地位的完全剥夺，也没有对物质化奢侈消费的强烈需求，西方人们更多地对高雅的精神生活需求如音乐、艺术、文学、戏剧等；西方社会也没有中国的人身完全依附关系，中国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王之臣民”的完全所属关系，而西方社会仅是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的矛盾更多集中在与庄园主的斗争，好在国家和教会也能在中间进行调和，教会接受贵族们的捐赠，周济穷困的人们，不会让人们面临无衣无食濒临死亡，也可减弱人们对富人们的仇视；中国却相反，人民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族，往往斗争的起因也是因为皇族的腐朽和社会权利腐败，皇权并不能有效调和阶级矛盾，而恰恰相反正由于皇权被擅越更加深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很容易招致农民反抗引发农民起义。
所以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也是其注定灭亡的原因，也是农民起义的反向动力。
其五，中国普遍丧失的一种情感——感恩和报恩，这些很容易被统治阶级抛之脑后，在开国之初多少人赴汤蹈火、南征北战，又有多少人战死他乡，可是在统治阶级建立国家后他们就不再想这些事了，也从来没有想过对阵亡烈士们的追悼，也不能用一颗感恩的心报答支持他们的人民，却是理所当然地将国家私有化、家族化，并心安理得地享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社稷，在人民自己扶植起来的政权背离人民的时候，自然会选择背叛和起义来重新建立秩序，这也是暴力革命的原因之一。
三、王朝更替的进步作用。中国封建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所谓压迫越强，反抗越强，以暴易暴，以权易权。换句话说，就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了调整。大动乱对毒害一体化调节的废物来了个大清扫，新的统一王朝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这种暴力革命的彻底性正是来自于长期的受压迫、长期得不到人权和财产的保障，生活长期贫困，因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是受到封建权利的长期压抑而不能释放，天灾人祸等都是老百姓首先遭殃，因而他们对暴力革命有强烈的需求，是一种长期压抑下的变态心理反应，中国封建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形态，但在发生暴力革命时又是极度残酷的社会，对地主、商人、官僚的屠杀，对平民百姓的无原则屠杀，及对其它起义队伍的屠杀，正体现出人们对内心压抑的渲泻和喷发，可以从古到今的文学作品中看出人们渴望和平安宁的一面，同时也有暴力和残酷的一面。
从人们对英雄的推崇，尤其近代武侠小说的流行正反映出人们对改变这种权利结构的无奈和受压迫的恐惧，以及反抗的残杀性，也能反映出人民一旦获得权利的盲目性和残酷性，而且只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人才具有这种残杀本性，从秦朝活埋赵国四十万军队到日本占领中国进行屠杀，在另一面却显现出在受压迫时的坚强的忍耐力（日本的忍者精神）和苟且偷生的犬儒心态（宁为太平犬），正是一种合理的逻辑和反映：压迫越强，反抗越强；越强的忍耐，越强的爆发力。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错误

“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而马克思却认为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现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再全民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国家发展垄断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却没有考虑到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暴力革命的结果必然导致权利的集中，形成封建式专制政权，而不受约束的权利必然出现腐败，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的瓦解，如苏联解体；正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彻底研究过中国及至整个亚洲各民族的封建王朝更迭历史，才导致理论观念的错误，也因此误导很多国家走入误区，形成了封建政治、资本经济、社会主义理论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如古巴、朝鲜等国的悲剧便是此例。
另一方面“以暴易暴式”革命方式，鼓励阶级斗争中采取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便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也扩充到对人民的专政，因为强大的国家政权不会在建立国家后得到削弱，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也不会像马列所言无产阶级会逐渐“还政于民”，这是妄想，他们的领导人或相关利益人不会那么开明，反而会利用这个强大的政治基础为自己或集团谋利益，从而导致国家政权的迅速独裁化或集团化，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故意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此来排除对自己权利构成威胁的同僚，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在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内部进行激烈残酷的权利斗争；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马列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误导，引导这些国家走入误区，苏联的强大和最后的解体就是一个好例子；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有一个相通的道理：如果用暴力方式取得国家政权，而且在建国时不能及时将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政治化将必然导致独裁或专政的出现，也就必然导致一个国家长期不能实现民主化管理，很有可能导致后来的暴力革命再次发生的恶性循环，有如封建王朝的更迭。
在暴力革命上比较好的例子是美国，当国家建国后在独立战争中的功臣们并没有去把持国家政权，而是及时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化、民主化，为后来的国家繁荣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其它国家如东欧国家有许多在革命后却建立了专制或独裁政权，由此招致最后的分裂和解体。

2005年4月20日，成稿；2005年5月1日，定稿，第五次修改；2005年5月7日，定稿，第六次修改；2005年5月11日，定稿，第七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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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放屁 ---- 仿 顾准 《辩证法与神学》

辩证法与放屁（仿 顾准 《辩证法与神学》）

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教授接着讲课：“辩证法的威力不仅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而且他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可是我的屁就没有任何根据。”我抗议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其实很简单，它是你肚子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
　　我哑口无言。
　　教授说：“下面谈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有理论基础。”
　　我赶紧说：“我要捡起西瓜，丢了芝麻。”
　　“很好。”教授说，“你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你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我就捡起芝麻，丢掉西瓜。”
　　“先有量变，才能达到质变。你解决问题的顺序十分正确。”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次要矛盾。你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
　　“我既要砸烂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你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新事物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旧的事物必然灭亡。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烂西瓜。既要捡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怎么办？”
　　“你这才算对辩证法入了门，重要的是：矛盾的双方不仅对立，而且有它统一的一面。你吃掉西瓜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你要砸烂西瓜，也并非不合理。只有将二者统一，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斗争。”
　　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可是，你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教授笑着说：“辩证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它的用途在于首先把人变成傻瓜——如果还有人不是傻瓜的话。”
　　“你是说‘首先’？”我问。
　　“是对，然后再从傻瓜飞跃到学者。”教授开始整理讲义，“关于辩证法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如何把人变成傻瓜，以及怎样实现从傻瓜到学者的飞跃，这是下一节课的内容。”
　　教授一蹦一跳，走出教室。

第二堂课

　　教授说：“下面我们讲一下辩证法的用途。我们要举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如
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我说：“那一定要用辩证的观点。”
　　“对。我们有许多大牌的辩证法学者，他们会充分利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下笔万言，紧绕主体。最后给你得出一个结论：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佩服不佩服？”
　　“是啊。辩证法不是很有用吗？”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直到我见到一只丧家的野狗——它改变了我的看法。”
　　“野狗？”我莫名其妙。
　　“是的。我家屋后有个垃圾堆，有一天来了一只丧家的野狗。它对其他东西看也不看，‘喀哧’一口，咬住一块骨头。”
　　“这毫不奇怪，所有的狗都会这样。”我说。
　　“不错。问题是对于狗来说，这块骨头就是‘精华’，垃圾堆里除了骨头以外，还有砖头，铁块，破水桶等等糟粕，他为什么只要骨头这个精华呢？他怎么知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难道它已经充分理解了大牌学者们的论述了吗？”
　　“好像不会。”
　　“肯定不会，所以说大牌学者们通过精确的论述，得到的精妙结论，其实是连一只丧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喝彩，对他们崇拜呢？”
　　“是啊，为什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辩证法已经成功地把你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以后一定要问：你说的没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知道。问题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对，看他怎么说。”
　　“你难不倒他，他又会充分利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下笔万言，紧绕主体。最后给你得出一个结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明不高明？“
　　“是有道理。”
　　“可是我认为：这不仅是无聊，无用的问题，已经近于无赖了。”
　　“这怎么说？”
　　“难道世界上有人会‘具体问题，抽象分析’吗？那只丧家的野狗，来到垃圾堆前，难道会象亚里斯多德一样，先把各种东西分门别类，搞清其内涵和外延，再通过归纳演绎，最后确定它是吃砖头还是吃骨头吗？这可能吗？”
　　“不可能。那样的话，他连吃砖头都有可能。”
　　“对，孺子可教。没有人会‘具体问题，抽象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等于没说。不过辩证法学者倒是喜欢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因为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只吃砖头的狗，千万不能小视，它可能是一个著名学者。”
　　教授又收拾好讲义，说：“辩证法的根本在于使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象所有的谎言一样，这话听起来很显真理。下一节课讲辩证法的渊
源，以及它和形而上学的关系。”

第三堂课

　　“迄今为止，人类用三种方法研究这个世界。”教授毫不客气，单刀直入，“第一种是‘屠夫式’，大部分科学家都是这种方式。他们把世界割裂成极小的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生物的并不研究全部生物，有的只研究动物；研究动物的也不研究全部动物，有的只研究哺乳动物；研究哺乳动物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研究猴子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的尾巴。他们眼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其片面的观点。”
　　“不是辩证法的观点。”我说。
　　“对，”教授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尽量割裂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在尽量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科学家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实验室，而不在大街上做实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有些实验还要搞到太空里去做，连空气引力都要隔绝，可见，为了割裂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是不择手段的。”
　　我说：“与辩证法的观点相反。”
　　“有说对了，但仍然不止于此，他们还不管一只猴子过去怎样，将来如何，只管拿来一刀宰掉，看看它肚子里都是什么东西。他们用的是彻底的静止观点。”
　　“非常野蛮，而且十分笨拙。”我说。
　　“所以我把它叫做‘屠夫式’。但这是我们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和来源。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任何科学。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人格，才智和他们使用的方法，都应该得到尊重。”
　　“有谁不尊重他们吗？”
　　“有很多，你可能就是一个。”
　　“此话怎讲？”
　　“他们用的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名称，你们中学老师教过你们吗？”
　　“叫形而上学，可那是个贬义词呀？”
　　“是的，就叫形而上学，这就是过去全部的科学家，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使用的方法。”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贬义词呢？”
　　“因为它和辩证法不相容，而且针锋相对。有些人不仅自以为是正确的，而且断定其他人都是错的。奇怪的是，辩证法整天讲什么对立统一，形而上学来和辩证法对立，他却不肯同一，而是对形而上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
　　“我明白了。”
　　“使用第二种方法的也是科学家，我称之为‘强盗式’，这种科学家更重要。他们什么也不干，坐等形而上学的科学家研究出比较确切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综合升华。千千万万的科学家研究了万万千千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后，达尔文拿来一综合，就提出了进化论。”
　　“这活倒很轻松。”
　　“一点也不轻松，而且需要更高的聪明才智和更加宽阔的视野。爱因斯坦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视野非常开阔，甚至研究过辩证法。但是他说辩证法对他的研究没有任何帮助。”
　　“辩证法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研究世界的第三种方法就是辩证法的方法，我称之为‘上帝式’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最后一课

　　“我被开除了，”教授说，“今天上最后一课。请先提问。”
　　我说：“有的同学说，你的观点有点偏激。”
　　“他说对了，我不仅偏激，而且有错误。上一节课我就故意设置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是你们并没有给我提出来。现在我不得不把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你们：没有谁是全部正确的，最多只是正确了一部分。如果世界是那只大象，我们就是那一群摸象的瞎子。我们想知道大象的样子，但是我们谁也不可能把这只大象摸完。我所有的瞎子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如果你的一生只能摸完大象的尾巴，你一定要认真去摸。如果你确信自己完全了解了这支尾巴，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听见别人说大象像柱子或者象扇子就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偏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风就是雨，毫无自己的主见。如果你坚持的错了，没什么大不了，一定有更聪明的瞎子给你指出错误。科学就是这样在成千上万的错误中提取一个真理的学问。但是如果你对了，却没有坚持，世界就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
　　“另外你要随时记住：无论你是对是错，你只是了解大象的一小部分。要听听别的瞎子怎么说。不能轻信，也不能不信。你别无选择，只有使用你的理性，它也许有许多不足，但却是你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一个人的理性十分有限，许多人的理性却威力巨大。如果你不知道许多人的理性在那里，那么我告诉你——那就是科学。科学也有不足，以后一定要被突破。不过那需要许许多多比爱因斯坦更聪明的人，肯定不是你我。”
　　“理性，批判和宽容，就是我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次我没有提问，也没有其他人提问。
　　“言归正传，继续谈辩证法。”教授只好自己接着说，“辩证法也是个瞎子，但是他不摸象。”
　　“他不想了解大象吗？”我问。
　　“他当然想了解大象，但是他认为摸象没有用，或者说作用不大。他认为大象在到处乱跑，还在不断地从小变大，而且与他周围的森林，地球，甚至太阳系，银河系有无限多的联系，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徒劳无功，只有使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辩证法观点，才能搞清大象的样子。”
　　“可是他连象都不摸，怎么全面，发展，联系呢？”
　　“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称为‘上帝式’的方法。辩证法最初在中国流行，伏羲八卦，阴阳五行，孔子的“过犹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内外调和，邪不能侵”统统都是辩证法。西方只有亚里斯多德提出过辩证法的雏形，既不全面，也不具体。恩格斯说他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这无关紧要，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这一点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你只说恩格斯，怎么不提马克思？”
　　“马克思和辩证法关系不大。”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吗？”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期写过一篇《神圣家族》，痛批黑格尔的”泛逻辑论“，泛逻辑论就包括辩证法。以后也没见他怎样说过辩证法。直到他最晚的哲学著作《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才玩笑的说自己卖弄了辩证法。但是辩证法是什么，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回答过。”
　　“那么辩证法怎样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呢？”
　　“完全是恩格斯的原因，从《反杜林论》到恩格斯致死不愿发表的《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灵魂。这一点我和顾准的看法一样，马克思是不会同意‘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说法的。这完全是后人的需要。不过《反杜林论》是经过马克思同意的，这一点倒是事实。”
　　“辩证法有哪些内容？”
　　“首先是三大规律：第一，质量互变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第二，矛盾统一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二部”本质论“。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三部”理念论“。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外形“。它的根本在于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它的实质是隐藏其后的两大主义：第一，真理一元论。反对真理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这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局部事务的真理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研究发现不了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树木，不能从树木开始研究森林。这不仅极其荒唐，而且毫不现实。”
　　“为什么不现实？”
　　“有个西方不败教授说得很好：事实充分证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类现有的认识情况下才是最好的方法论，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如果把所有的关联都考虑进去，就等于什么也干不成，就象我们老祖宗一样，只能抱着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思维懒怠症混日子。等到对事物的各种性状及规律有了较为详细的把握，再把它放到系统中进行非常谨慎的观察和研究。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开始便从总体上提出本质的观点。这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的传统正与辩证法不谋而合，或者说辩证法只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一种现代表述，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补课的正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辩证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你们中学教科书上是怎么讲的？”
　　“好像是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规律的全面正确的总结。”
　　“这种说法极其荒唐，而且全然不顾任何事实。是彻底的误人子弟。第一，别说黑格尔活着的时候，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对客观世界仅仅了解一点，很小的一点。对人类社会只了解半点。对思维规律了解得半点也不到。一只大象我们只是了解了尾巴上的几个关节，腿上的几根毛，加上耳朵上一块皮而已，谈得上什么全面总结，正确总结？纯粹是说梦话。”
　　“第二，你们可以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9页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黑格尔的著作中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一个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不止二十个地方说过，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就是唯心主义。谁都知道，恩格斯所谓的辩证法原版照抄的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如他自己所说，只不过”打碎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取了他”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你相信吗？人类从许许多多正确的出发点出发，都要走上弯路。而一个叫黑格尔的帝国教授，却可以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出发，“全面地，正确地总结出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的全部正确规律”。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绝不相信。就是再把我绑到新教徒的火刑柱上，把我烧死以前烤上两个小时，我仍然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小声说。
　　“可是相信的人相当多。自从打碎了基督教的枷锁，辩证法是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把现代科学斥责为不入流的形而上学，机械论。使科学在一些地方停滞不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院长，就因为要搞农作物的杂交改良而丢了脑袋。”
　　“那为什么？”
　　“因为杂交改良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与辩证法格格不入。”
　　“你很熟悉前苏联吗？”
　　“我最熟悉的是中国，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是打别人头上的苍蝇更轻松。”
　　我问：“对于辩证法的进攻，科学是怎么反击的呢？”
　　“西方哲学用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反击。现代科学却默不做声。它只是不断地发展，生产出更多的粮食，钢铁，机器，以及人类除精神需要的一切。当这一切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的时候，辩证法才忽然发现，虽然它在骂别人，丢人的却是他自己。”